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兜售“中间道路”时，总是借“和平”、“非暴力”等时髦话语来粉饰自己，掩盖其暴力和武装的本质，造成“慈善”假象，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在“和平”、“非暴力”等充满温情字眼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自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以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始终是暴力和“非暴力”两手并用，借“非暴力”之名行暴力之实。“和平”与“非暴力”，不过是十四世达赖集团欺世盗名的遮羞布，他们从未放弃过使用暴力推行“西藏独立”的路线。

——十四世达赖集团为达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从来没有放弃过暴力

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武装袭击中央政府驻藏工作人员，大量残杀支持民主改革的藏族同胞。十四世达赖对此不但知情而且还明确鼓励。十四世达赖在其“自传”中曾这样写道：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枚火箭筒，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十四世达赖出逃印度后，重新组建武装部队，伺机“打回西藏”。1960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1962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组建以流亡藏人为主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1961－1965年间，十四世达赖集团共偷越边境204次，疯狂袭扰中国边防军队和边境地区的平民。

十四世达赖集团曾经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武装支持。美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十四世达赖集团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际即与美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在西藏武装叛乱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派特工帮助十四世达赖逃亡，而且专门训练了从事“藏独”活动的武装分子，并空投大量武器装备。2012年6月8日，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神圣的表象》评论说，“纯粹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对中情局在西藏活动的了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认的多得多。如今，巨大的阴影落到了这位神王的头上”。这篇评论指出，十四世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直接关系与其“最高道德权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十四世达赖集团公开实行暴力日益不得人心，迫于形势压力，开始采用两手策略：一手是连续制造暴力事件，向中央政府施压；一手是宣扬“非暴力”，欺骗世人，掩盖暴力行径。在十四世达赖集团的策划煽动下，20世纪80年代，西藏接连发生暴力事件。1987年9月21日，十四世达赖在美国国会演讲，鼓吹“藏独”思想。9月27日，暴徒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呼喊分裂口号，围攻民警，并打伤多人。10月1日，暴徒在八廓街抢砸派出所，烧毁7辆汽车，数十名民警受伤。暴徒们声称：“达赖喇嘛要搞西藏独立，我们都要跟着干，谁要不跟着游行就砸谁的家。”1988年3月5日，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一批暴徒在大昭寺、八廓街等地，冲击党政机关和公安派出所，砸烧汽车、商店等，造成民警、民众共299人死伤。1989年3月5日至7日，拉萨再次出现骚乱，暴徒使用枪支袭击民警，造成1名民警死亡，40名民警受伤，107家商户、24个政府机关、小学和居委会被捣毁。1992年3月11日，9名“藏独”分子用燃烧弹袭击中国驻印度使馆。

更为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2008年3月14日。这天，一群暴徒在拉萨市中心城区多点以石块、刀具、棍棒等为武器，对无辜路人、车辆、商铺、银行、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实施打砸抢烧，当地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事件中，暴徒纵火300余处，拉萨90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大量事实表明，“3 14”事件是十四世达赖集团精心策划和煽动的。事件发生后，十四世达赖通过其私人秘书处发表声明，将暴力事件美化为“和平抗议”。3月16日，十四世达赖接受英国BBC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与此同时，深受达赖影响的“西藏青年大会”（以下简称“藏青会”）通过“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藏青会”头目称，为了彻底胜利，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

——十四世达赖集团破坏象征和平的奥运会，充分暴露其“非暴力”的虚伪性

奥运会是人类和平、友谊和进步的象征，为各国人民所欢迎和珍重。十四世达赖集团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滋扰破坏，是对其所谓“非暴力”形象的极大讽刺。

2007年5月，“藏独”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时任“西藏流亡政府”头目桑东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战略计划》，决定启动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运动。之后在美国的“藏独”组织提出了“西藏人民大起义”构想。他们认为2008年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后一次机会，决定利用奥运会前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有利时机”，图谋“通过唤醒、协调西藏境内的行动给中国制造危机”。

2007年年底，“藏青会”、“西藏妇女协会”（以下简称“藏妇会”）等“藏独”激进组织在印度召开会议，宣称将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2008年1月4日、25日，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组织新闻发布会，公布《“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100多个网站上传播，称“将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举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发表讲话，鼓动中国境内的不法分子采取暴力行动。“藏青会”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目前应紧紧抓住过去独立斗争中从未有过的重要契机，即今年的奥运会”，为了“西藏独立”，“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

在十四世达赖集团的策划组织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期间，“藏独”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了一系列干扰破坏活动。“藏独”分子多次破坏奥运会的重要仪式，包括冲击希腊的圣火采集仪式，在多国抢夺传递中的奥运火炬等野蛮行为，引起国际社会极大愤慨。

——十四世达赖集团漠视普通藏人生命，蛊惑纵容僧俗信众自我施暴

2011年8月，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上台后明确提出“创新非暴力”运动。自此，十四世达赖集团开始通过多种途径煽动境内藏族僧俗、信众自焚，造成中国部分地区接连发生自焚事件。2012年5月29日，在“藏青会”为自焚藏人举行的烛光集会上，其头目宣称，“西藏独立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上长出来，而要靠我们的努力和行动，要付出代价”。2012年9月25日至28日，十四世达赖集团召开第二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明确将自焚视为“最高形式的非暴力行动”，将自焚者视为“民族英雄”，为其建造纪念堂、筹措专项基金。此后的一段时间，十四世达赖集团大肆鼓吹“自焚不违背佛法”、“自焚属于殉教行为，是菩萨行”，诱骗藏区信众特别是一些阅世不深的青少年走上不归路，导致自焚事件陡增。

中国公安机关侦破的一系列自焚案件，清楚地说明自焚事件是十四世达赖集团一手操纵和制造的。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格尔登寺是自焚事件发生最多的地方，事实证明，该寺发生的自焚事件与十四世达赖集团的策动有着密切关系。十四世达赖集团组织自焚一般通过四条途径：一是通过格尔登系寺庙和印度格尔底寺“新闻联络小组”联络，遥控策划自焚；二是由“藏青会”成员非法入境，煽动组织自焚；三是通过境外回流人员教唆自焚；四是利用网络和“藏独”媒体炒作造势鼓动自焚。

十四世达赖集团还发布操弄自焚行为的《自焚指导书》，有系统地煽动、教唆境内藏人自焚。该书作者署名拉毛杰，曾连任过两届“流亡议会”“议员”。《自焚指导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鼓吹自焚者是“无畏的英雄，很伟大很光荣”，怂恿“男女英雄们”时刻准备牺牲生命；第二部分是教授如何做“自焚准备”，详细指导自焚者“时间上要选择重要日子”，“环境要选择重要的地方”，“留下书面或录音遗言”，“托一两个信得过的人帮助录像或照相非常重要”；第三部分是“自焚口号”，教唆自焚者呼喊统一的口号；第四部分是配合自焚的其他行动。《自焚指导书》完全是一部教唆他人自我施暴、制造恐怖气氛的死亡指南。撰写并传播《自焚指导书》，无疑犯有杀生的罪孽，与藏传佛教教义完全相悖。

在公共场合的自我施暴本身就是暴力行为，目的是制造恐怖氛围和传导恐怖心理。在这个是非明确的问题上，十四世达赖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2011年11月8日，自焚事件发生初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问题在这里，自焚需要勇气，非常大的勇气。”这实际上是对自焚者表示赞赏和肯定。2012年1月3日，他又为自焚辩解称，“自杀从表面看是暴力行为，但区分暴力与非暴力最终在于动机和目的，源于愤怒和憎恨的行为才是暴力”。显然，在他看来，自焚是“非暴力”行为。2012年10月8日，他在接受专访时还说，“我非常肯定的是，那些自焚者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怀揣着真挚的动机，是为了佛法和人民的福祉，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是积极的”。在此，他已十分清楚地对自焚给予肯定和赞扬。达赖还利用其宗教领袖身份，亲自主持“法会”，带头为自焚者“超度”、“念经”、“祈福”，这对具有朴素宗教感情的信众很具煽动性和蛊惑力。

尊重生命，反对暴力，是佛教的基本主张。佛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主张慈悲为怀，善待、爱惜、救护一切生命。不自杀，为佛陀所制定的重戒。在佛教经典中，自杀与教人自杀，皆属大恶。佛教《四分律》、《弥沙塞五分戒本》、《十戒律》等比丘戒律都规定：若比丘亲手自杀，或请别人杀死自己，或教别人自杀，此比丘便犯了杀生重戒，失去作比丘的资格，须驱出僧团。佛教还认为，劝诱、鼓励、赞叹自杀，及为自杀行为提供条件和方便，是一种严重的罪业。十四世达赖集团对藏人自焚的态度和做法，就是在教唆、诱导别人自杀，属犯罪行为。此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人类的基本良知和道德，而且严重践踏了佛教教义，与佛教生命观完全相悖。中国政府为维护人民权利，捍卫法律尊严，采取多方面措施制止自焚事件，挽救无辜生命，并对自焚事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处，挫败了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自焚实现“藏独”的图谋。

——十四世达赖集团煽动民族仇恨，培养崇尚暴力的“藏独事业”接班人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为实现“西藏独立”，始终没有停止在藏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和矛盾，挑拨离间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自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在讲话中不断宣称：“赤色汉人”是“怀中之蛇和令人生厌的东西”；“汉人就像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汉人把藏人看成牲口一般，进行残酷的折磨”；“自从汉人来了以后，西藏的痛苦就增多了，因此痛苦增多的根源在于汉人”；“汉人残酷、无情、凶狠，千方百计地消灭藏族”，“中共屠杀了100多万藏人”。近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还利用自焚事件强化仇恨教育，在所办学校展示自焚照片，强迫孩子们向自焚者致敬，攻击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强化民族隔阂和仇恨心理。

成立于1970年的“藏青会”，是直接听命于十四世达赖的“藏独”激进组织，目的是为“藏独事业”培养“接班人”。“藏青会”章程规定，“遵从怙主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指引”，“致力于西藏自由、独立的正义事业”，“不惜生命代价”。“藏青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动。“藏青会”多届主席都曾经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恐怖活动可以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2003年7月3日，时任“藏青会”主席的格桑平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多年来，“藏青会”不仅策划和煽动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参与暴力事件，还积极培训其武装和后备力量。他们在印度达兰萨拉设立了武装训练基地，组建“西藏自由战士协会”，进行武装破坏活动，并派人与国际恐怖组织接触，寻求相互支持。在西藏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很多暴恐事件，都与“藏青会”有直接关系。

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培养“藏独”接班人的政治目的，制造“藏族孤儿”事件，导致骨肉分离，酿成人间悲剧。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报道，20世纪60年代，十四世达赖与瑞士商人勾结，强行将近200名藏族儿童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谎称其为“孤儿”，安排瑞士家庭领养。十四世达赖此等所为，公然违背人伦道德，严重践踏儿童权利，为人类正义和善良所不容。

十四世达赖集团为维系权威，排除异己，对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意见者采取暗杀、毒害等手段，实施政治和宗教迫害。20世纪90年代末期功德林活佛在家中被刺成重伤，赤江和松布两个年轻活佛遭到“死亡威胁”。这些事件都与十四世达赖集团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

60多年前，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十四世达赖的合作，实现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十四世达赖叛逃国外后，中央政府始终是仁至义尽、给予出路。然而，十四世达赖在这60多年里则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了与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选择。

——达赖喇嘛的历史合法性源自中央政府，十四世达赖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曾作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最终背离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达赖喇嘛这个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的称号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年，五世达赖应召进京朝见清朝顺治皇帝，被册封并授予金册金印。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得以确立。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达赖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府字第898号”令，批准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5岁男童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并根据西藏地方政府免于金瓶掣签的请求，特准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拨付坐床大典所需经费四十万元。2月22日，循历史定制，中央政府代表吴忠信与热振活佛一起主持了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拉木登珠成为十四世达赖，其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关于达赖喇嘛制度的规定和国民政府的批准认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主张亲帝和分裂的摄政达扎 阿旺松饶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新中国领导人对他表示祝贺。在中央政府民族平等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十四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 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到北京谈判。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带着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写的亲笔信抵达中印边境小城亚东，劝导在那里观望形势的十四世达赖返回拉萨。新中国领导人在信中指出：“这个协议是符合西藏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帮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7月21日，十四世达赖启程返回拉萨。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声明完全接受《十七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尊重十四世达赖的固有地位，给予其崇高荣誉并积极争取他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但他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十七条协议》规定：“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给予十四世达赖很高的政治待遇。1953年，十四世达赖当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十四世达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国家大事，拥护和赞成第一部宪法草案。十四世达赖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取得的成绩，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他还说：“敌人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现在这种谣言已经完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在这次会议上，十四世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西藏地方领导人历史上在中央政府担任的最高职务。在北京期间，新中国领导人多次接见十四世达赖，与他谈心。十四世达赖撰写《毛主席颂》，歌颂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十四世达赖担任筹委会主任。他在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十七条协议》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十世班禅返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等问题上，他一度做出了积极姿态。

然而，在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和支持下，十四世达赖罔顾作为佛教徒的基本戒律和伦理，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暗中从事分裂国家活动。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为抗拒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对于十四世达赖的两面派手法，中央政府早有洞察。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出：“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1955年由北京回去就开始了。1957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1958年布置了两年。”十四世达赖对自己阳奉阴违的做法直言不讳，他在1965年曾称，在1951年至1959年的九年间，“一边在口头上说我们为能回到祖国大家庭而高兴，为能同祖国大家庭中的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高兴之类的话的时候，在心中也隐藏着一句话”，“此话就是：西藏要自由独立”。

——发动武装叛乱后，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仁至义尽，在一段时间内仍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但他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同时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对十四世达赖的叛逃，中央政府决定不加阻拦，并以其被劫持的说法，为其留有余地。同时，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1959年10月，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

然而，叛逃后的十四世达赖在叛国途中即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矢口否认其曾经表示的爱国立场和作出的爱国承诺，公然与中央政府决裂，走上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1959年6月，十四世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声称“西藏实际上一向是独立的”。1963年，十四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元首”，“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

196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第151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十四世达赖改正错误指明出路，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但他始终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

爱国是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为增进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对祖国建设成就的了解，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待了十四世达赖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十四世达赖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令人遗憾的是，十四世达赖非但没有接受中央的善意和提供的宝贵机遇，反而顽固坚持“藏独”立场，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丧失了与中央政府和解的时机。十四世达赖派出的回国参观团利用中央政府“来去自由”政策，四处鼓吹“西藏独立”，煽动民族仇恨，非法干扰和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应十四世达赖方面的请求，开始不定期地与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1979年2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时就达赖回国问题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对话，这是根本问题”。“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爱国不分先后。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1989年后，随着苏联、东欧形势发生剧变，十四世达赖错误地估计形势，宣称“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声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十四世达赖拒绝了这次邀请。1993年，十四世达赖单方面宣布中断与中央政府的接触。1995年，十四世达赖公然否定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认定其所谓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即使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向十四世达赖指明出路。1997年，中央政府指出：“只要达赖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迄今为止，中央仍坚持这一基本原则。2003年，中央再次指出：在西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个坚持”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也是接触商谈的根本政治原则。中央一再强调，接触商谈的两个基本点是：第一，接触的对象只能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流亡政府”，不管名称如何变化，由谁掌管，都只是一个背叛祖国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代表不了西藏人民，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同中央“对话”的资格。第二，接谈的内容只能是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至多加上他身边个别人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彻底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以解决其余生怎么办的问题，西藏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制度是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根本不可能讨论什么“西藏问题”、“高度自治”问题。

从1979年至2002年，中央政府13次接待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2002年至2010年1月，又10次同意他们回国。然而，十四世达赖屡屡辜负中央期望，不但始终坚持“中间道路”那一套违反中国宪法、实质分裂祖国的主张，而且策划制造了暴力干扰北京奥运会、拉萨“3 14”事件和自焚事件等破坏活动。2011年，十四世达赖宣布政治“退休”，与中央政府接触的私人代表不久也宣布辞职。此后，十四世达赖集团公然宣称以所谓“政府”名义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公然破坏接触商谈基础，造成接触商谈无法进行。

30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调整策略，几次擅自终止与中央的接触商谈。当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对其不利时，就要求与中央进行接触；当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对其有利时，就中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是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始终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始终没有停止在国内外的分裂祖国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对十四世达赖本人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达赖只有公开声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才谈得上改善与中央的关系。”中央政府希望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够丢掉幻想，正视现实，改正错误，选择客观理性道路，为流亡海外的藏族同胞做些有益的事。

结束语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稳定、反对动乱，西藏才会有光明前途。任何人和任何势力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只能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十四世达赖集团鼓吹的“中间道路”，以“西藏独立”为政治目的，背离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违反中国宪法和中国国家制度。十四世达赖集团只有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中国的活动，真正做些对国家和对西藏有益的事情，才会有出路。

西藏的未来属于西藏全体人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西藏的明天将更加美好。在未来的岁月里，西藏各族人民将同祖国大家庭各族人民一道，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